经历了近代落后挨打的时期，新中国在成立之初时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不少物资都要依靠进口，例如棉花我们也一度需要依靠进口。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本土棉花为粗绒棉，而美棉为细绒棉，在机械生产中更具优势；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经过多年战乱之后，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必须依靠进口补足。

  在上海纺织厂面临停工困境的情况下，新中国只用了两招就打破了美国的封锁、粉碎了美国的图谋。

  现在，我国是全球棉花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棉花产量曾因为战争而跌到谷底，而且美国还曾妄图在棉花进口方面对我们“卡脖子”，逼迫我们就范。

  在18世纪末期，我国和印度的棉纱产量雄踞全球，西方世界都对中国的高品质的棉花和花色动人的织品赞不绝口。

  可当英国的动力纺织机生产力大爆发之后，我国本土棉花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由于本地棉花纤维较粗、吸湿性灵敏，在失去水分后又容易变脆，在机械处理中用本地棉花很容易产生废棉。

  相比之下，美国棉花在品质、水分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尤其适合纺织32支以上的细纱，更受到机械化生产的欢迎。

  但在1937年之前，我国仍是全球第三产棉国，棉田的总面积超过6480万亩，皮棉产量超过1700万担，我们一边出口本土粗绒棉，一边进口美国细绒棉，维持着中国纺织业的发展。

  抗战全方面爆发之后，受到战争、停工、价格差异的影响，我国棉花产量开始了断崖式下滑，并在1945年时降低到历史最低的500万担。

  话虽如此，可大家都知道，日本正是在1945年投降的，原本我国应该能趁此机会恢复棉花和棉纺产业，但国民政府公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令全国物价飙升4000倍。

  当时进口美国棉花的价格比购买国产棉花更加便宜，而且美棉的废棉产生还少，这导致全国纱厂都开始使用美棉，美国棉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数据显示，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纺织厂的美棉用量已达到了60%，而上海纺织业占据了全国棉纺业的半壁江山，可见当时国内市场上的美棉之多。

  美棉的大量涌入令大批棉农破产，继而更多中国工商业产品失去了销售市场，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更糟糕的是，实际上美国卖给中国的棉花大多是已经堆积长达四五年的存棉，丝毛长短也常常不符合订货规定，甚至还经常夹杂垃圾。

  实际上，美国就是仗着中国缺乏棉花原料，国民政府又依赖美国，才能够如此任意妄为。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央政府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怀柔”政策，不愿继续履行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卖国协定”，保持美国在华的贸易特权，美国愤而宣布对我国进行贸易管制，任何出口到中国的产品都要实行许可证制度。

  这让中美贸易额一下子就下降，到了1950年1-8月，美国对华出口已经下降到0.33亿美元，连1948年的2.734亿美元的零头都不到，而且此时，美国向我国出口的还是战略意义不太大的棉花。

  到了1950年10月，中国宣布“抗美援朝”之后，美国又将我国列为“敌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全面禁运。

  这时候，因为棉花也可以制造汽车轮胎、电话机线乃至军用物资，也被列入了禁运名单之中，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切断我国的棉花供应，来迫使我国就范。

  此时，我国虽然慢慢的开始有计划地推动传统优势产棉区加大棉花种植、改良棉种，并积极促进上海、无锡等棉纺织发达城市和棉花产地的对接需求，但距离彻底摆脱对美国棉花的依赖，还有一定的距离。

  数据显示，1950年秋，虽然我国棉花增产丰收，但全国纱锭每周全开工6天6夜的线万斤原棉，而根据全国棉产量来看，工厂仍旧缺乏1-1.5个月的棉花原料。

  而且，恰逢抗美援朝开展，前线急需纱布，我们还需要预防被敌人轰炸，出现工厂停工的情况，因此就需要先加大马力开工，多存纱布。

  一方面，在国际封锁之下，国家调整棉粮比价，号召农民扩大棉田，多种棉花，提高棉花产量。当时，国家提出了“多种棉花，爱国发家”的口号，获得了老百姓的积极响应。

  上海棉农王其祥在解放前就饱受日本、美国的压迫，在听到政府号召后，他把政府分给他的14亩良田都种上了棉花，并带动家乡农民开垦棉田478亩，占到了全村耕地的70%。

  王其祥说，他忘不了美国给棉农带来的灾难，所以要多种棉花，打垮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

  而为了打消老百姓种植棉花新品种的顾虑，各地政府、农会还积极行动，给予棉农资金和技术上的保障，江南不少地方的政府还向棉农保证，每斤美棉可以换六斤半的米，还可以自由买卖。

  这样算下来，在当时如果种一亩稻，仅能收350斤谷，而如果种一亩美棉，就可以换到600多斤米。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因为侵略战争而陷入低谷的中国棉花种植业又因为一场反侵略战争而重新壮大起来。

  到了1952年时，中国的棉花产量已超越了抗战前最高产量年份的52%，达到了多年来的新高，而且由于棉种的引进和改良，棉花的品质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例如，山东棉花有80%以上可以纺成60支细纱，取得了我国棉纺织业前所未有的突破。

  不少棉农看到种棉花既可以富裕自己，又可以支援国家，还将改良的棉花称之为“抗美棉”，以此展现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决心。

  光是提高棉花产量还不够，因为原来的棉花收购办法已经没办法适应国家的需要，如果不调整收购棉花的方法，那么即使全国棉产量大幅度提高，国家仍旧没办法收购到足够的棉花，最终仍会导致棉纺厂停工。

  为了加快棉花收购进度，让国家在新棉上市前购买到足够的棉花、让纱厂继续开工、让前线将士有衣穿，解决棉农“卖棉难”的顾虑，国家还采取了棉花预购措施。

  具体来说，就是在棉花播种前，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商业部门就和生产队签订预购合同，并预先拨付一部分资金，支援生产发展；棉花收获后，生产队再按照合同规定交售新棉。

  此外，国家还通过“棉花奖售”“自留棉换购”等方式鼓励生产队和农民出售自用有余的棉花，超额完成棉花交售任务还能获得化肥、布票等奖励。

  同时，国家还发起了“爱国主义售棉存棉运动”，鼓励棉农和小商人积极售棉，并通过规定棉花出售的最低价格、严禁压级压价、农业税征收一部分棉花等方式来增加棉花的收购量。

  除此之外，尽管美国对我国进行了棉花封锁，但我国仍在千方百计地开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棉花贸易。当时我国外汇不足，就将结汇贸易改为易货贸易，以出口产品换取进口商品，并组织私商联营来加强进口的计划性和组织性。

  据悉，当时我国主要是通过香港进口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的棉花。美国海军部门的情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1月，一共有330艘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与中国进行贸易，总吨位超过100万吨。

  除了资本主义阵营之外，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棉花贸易就稳定多了，而且运送效率也更高。

  有资料显示，在1951年10月时，我国面临着存棉即将用尽、新棉尚未上市的难题，而苏联立即从中亚费尔干纳产棉区组织了大批细绒棉进入中国市场，支援了上海纱厂的生产，避免了上海停工的危机。

  在国家内抓生产、外保进口的双重努力下，我国对于美国棉花的依赖迅速下降，到1953年朝鲜停战时，美国棉花在我国大陆市场上的份额已经堪称“聊胜于无”。

  美国人的封锁和禁运不仅没有打垮我们的棉纺织业，反而让我们摆脱了对美国的棉花依赖，减少了受美国控制的可能性。

  这也难怪有香港纱厂老板曾坦言，美国能够拿棉花拿捏日本，却对付不了新中国。